原始人制造的第一件劳动工具可视为中国工艺美术的远源。从单纯工具发展为新石器时代的石、玉、骨、牙雕刻和缝纫、编织、制陶等工艺，已明显地表现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了。最有代表性的是形制多样、纹饰斑斓的陶器。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浑厚、奇丽的青铜礼器和精美的玉器是造型艺术的代表。至汉代青铜造型仍占重要地位，漆器、丝织、釉陶等制作技艺也已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在青瓷烧制、织锦技术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风格趋于华丽。唐代的织锦、陶瓷、金银器、漆器等工艺获得全面发展，其制作水平和生产规模都是空前的。富丽华贵、舒展丰满是唐代工艺造型的风格特征。宋元两代制瓷工艺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以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的产品最具特色。优雅的造型，晶莹的釉色，精湛的制胎、烧窑技艺，享誉全世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促使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阶段，各工艺门类都有了全面发展，其总体风格简约、劲健而端庄。清代工艺美术在品种、形式、手法、技艺等各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集大成时期。与时代和上层人士的审美趣味相谐，其风格日趋雕琢、精致、繁缛。

  20世纪以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工艺美术逐渐衰落，具有清新、明快、简洁风格的现代工艺迅速崛起。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工艺美术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现代社会文化及人们丰富多变的审美心态息息相关，在品类的繁多、风格的多变、技艺的精良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一方面构建着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影响和更新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

  

    

　　我国出土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都有装饰图案。这种图案是由原始社会后期的陶器装饰图画发展而来的。青铜装饰图案的特点在于通过凹凸效果，展现形和线的完美结合。由于古人绘画开始追求对称美、静止美、神秘美，导致了原始图画的图案化。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夔纹和鳞纹。

    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怪兽。形似饕餮头部形象的装饰纹样称饕餮纹。云雷纹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龙纹因其纹样似传说中龙的形象为名。有的表现屈曲的形态，有的则是几条龙互相盘绕。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蜷。鳞纹形似鱼鳞，常上下几层重叠出现，此外，有的青铜器饰有鸟纹图案。这些纹饰反映了古人对神的崇拜，也显示了奴隶主阶级的权势－－“威仪”。这种青铜装饰纹样，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在装饰规律和形象塑造技艺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原始艺术的质朴风格和生活趣味的衰退。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青铜装饰打破了商周的僵化格式，令人耳目一新。青铜装饰图案向反映战争场面和人们日常生活等新颖领域发展，如汲县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它刻划了二百九十多人，包括格斗、射击、划船、击鼓、犒赏、送别等炽热的战斗生活场面。这一类的青铜装饰图画对汉代的画象石、画象砖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到明代的铜建筑装饰上也可以看到春秋战国之遗风，如五台山铜殿便是证据。

　　可以说，青铜装饰图案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它对后代铜工艺美术品的开拓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的敲铜浮雕其源头就是青铜器装饰图画。

 

 

　　中国商代雕塑，所使用的材料有青铜、陶土、玉石、牙骨等，题材主要为人、动物与各种神异动物，有圆雕与浮雕两种形式。有些是建筑上的装饰，大多数是工艺美术品或器物上的附加装饰，也有一些是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塑作品。

　　早期作品

　　在相当于夏商之际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陶土捏塑的龟纽盖、蟾蜍、羊头纽饰等（见二里头陶塑）。玉制品中有兽面纹柄形器，柄上刻有花瓣纹与兽面相间的纹饰，柄端琢成兽头，造型优美，代表了当时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在稍晚的二里岗文化遗存中，出现更多的小型陶塑作品，有跽坐人像和虎、羊头、鱼及许多龟的形象。捏制手法朴拙，但能相当准确地抓住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动态，并注意了造型的完整性。龟的形象很多，可能与当时的迷信观念有关。

　　人物雕塑

　　商代人物雕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写实的或比较写实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半人半兽或人与兽、人与神怪动物组合在一起的形象。

　　写实的人物形象有的是表现奴隶主贵族，有的是描写奴隶。表现奴隶主贵族形象的代表性作品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腰插宽柄器玉人(编号371)，跽坐，头上以□束发，穿着交领有花纹的窄袖长衣，腰束带，腹前垂蔽膝。人体各部分比例比较准确，但面部的处理手法是程式化、没有表情的。殷墟出土的另一玉人立像，拱手，着交领长衣，无华丽纹饰，腰系蔽膝，头上戴着向前倾斜的高帽，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这两件都是装饰性的小型玉雕。此外还有安阳四盘磨出土的白石跽坐人像，双手着地，身躯后倾，上衣下裤，周身刻兽面纹，头戴箍形帽，表现出一种放肆、随意的动态。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白石跽坐人像，头残失，着交领衣，束宽带，垂蔽膝，衣缘刻有勾连雷纹、双胜纹等纹饰，足缠行□。表现奴隶形象的作品有安阳小屯出土的陶塑男女奴隶像，共3件，盘发戴枷，男像枷手于背后，女像枷手于胸前；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人(编号376)，跽坐，盘发束□。垂蔽膝，全身赤裸，推测为男奴隶像；短辫玉人（编号372），跽坐，短发，顶心梳辫，全身刻兽面纹等纹饰，可能为文身之女奴隶像。此外，安阳殷墟还出土过青铜人面具、人头范，五官比例准确，颧部突出，形象写实。这些人物雕像是古代美术创作中对社会生活的第一次直接表现，尤其奴隶与奴隶主两个对立阶级形象的出现，更具有奴隶制社会意识形态的鲜明特点。

　　人面形陶器盖

　　商代人像雕塑作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的意识还处于幼稚、蒙昧阶段时对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幼稚看法。其代表作品有殷墟妇好墓双面玉人（编号373），裸体，头上有双髻，性器官明显，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人面形陶器盖，四头顶部相连；与此类似的还有安阳后岗出土的鸟形纽人面饰器盖，四面各捏塑一人头，中央有一立鸟。

　　表现人与兽或人与神异动物的青铜器，大都具有威慑、恐怖的色彩。重要的代表器物有虎食人卣（或称乳虎卣），湖南出土，共两件，均流出国外，一在日本，一在法国。主体形象为一蹲坐之虎，口大张，双爪抱持一文身蹲坐的人。

　　表现虎噬人的主要有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器身装饰纹饰分为三个单元，每面浮雕一首双身之虎，虎口下衔一屈曲四肢的文身人像；安阳殷墟出土之司母戊鼎耳上和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钺上，均饰有侧身相对之双虎，张口，合衔一人头。

　　此外，还有一些是人与兽身结合为一体的形象。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人面纹方鼎，鼎腹四面正中各有一浮雕人面像，头上生角，两侧有爪，是人与兽结合的神异动物形象。人面蛇身□，传为安阳出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盖为生有双角的人面，其头顶部与□身纹饰相连成为蛇形，蟠绕于器腹，有双足，是人与水族动物结合的神异动物形象。与此类似的还有流入美国的一件鸟兽纹觥，其两只后足也做人面蛇身浮雕，被衔于器身的兽面纹口中。这类形象可能都与图腾崇拜有关。

　　大型雕塑发现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其中有通高262厘米的青铜带座立人铜像，人像与真人等高，戴冠，耳有穿，脑后梳长辫，身着云雷纹左衽长袍，赤足带镯。还有10个与真人头等大的青铜头像（见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面型瘦削，形象夸张，神情严冷；还有一些数倍于真人的青铜面具，双目突出，十分怪异。为古代巴蜀文化遗存，相当于中原殷墟文化早期。

　　立人铜像

　　商代动物雕塑主要有石雕的建筑物装饰、玉石、牙骨装饰品和青铜酒器等。较大型的石雕动物大多出土于安阳殷墟，如安阳侯家庄出土的石□与石虎，造型粗重，周身有线刻纹饰。□翼为蛇纹，胸前为兽面纹，头部刻细羽毛纹，虎身刻夔纹，其装饰手法与青铜器中的鸟兽尊相同。妇好墓出土的石鸬鹚，形象异常概括而又相当生动。此类雕刻，出于功能的需要，都很注意形体的完整性，造型浑朴、轮廓单纯，以匀整、有规律的线刻，使之具有丰富美观的细部装饰效果。一般在背后都有凹槽，说明是配合木构件，做建筑物上的装饰品的。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建筑附件的较大的石刻动物，如妇好墓出土的石牛（编号315），作伏卧之状，颌下刻“司辛”2字，可能为祭祀品。

　　小型玉石动物雕刻以妇好墓所出各类动物形象饰玉为此类雕刻品最集中的代表（见妇好墓玉石雕刻），共出土玉、宝石、石雕的动物形象雕刻品近200件。其中可以辨识的写实动物有20余种，还有一些是龙、凤、怪鸟、蝉蛙合体等神异动物。有的以造型优美取胜，如玉凤（编号350）；有的至为简洁概括，以突出材料本身质地、色泽、纹理之美，如绿松石鸽（编号516）；有的抓住动物瞬间的神态，创作出富于生命力的形象。在安阳小屯商代晚期的玉石作坊遗址发现的一些玉石动物雕刻，善于因材设计，使材料的色彩与动物的生理特征结合，为工艺美术中“俏色”技艺的最早实例。如石虎，是用带条状纹的红褐色石料制作的，恰似虎身的斑纹；以墨玉雕成的鳖，眼球与眼睑分明，背甲黑色，头、颈、腹灰白色，精巧逼真。

　　玉凤

　　青铜器中的鸟兽尊，是外形制成禽鸟或兽类形象的容器。兽形器多开口于背，有盖；鸟形器多开口于颈，以鸟头为盖。主要有尊、卣、觥几种器物，为盛酒器。代表性作品有小臣□犀尊，出土于山东梁山，流入美国。为比较写实的双角犀牛形象，体积感很强，周身未施加纹饰。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造型相当写实，而周身布满浮雕的夔纹，象鼻高卷，鼻端有一伏卧之虎，背向，对着象头顶上的两条蟠屈的蛇，作将跃起攫拿之状。而且细部的生动描写又不妨碍整体造型的完整。美国弗利亚美术馆所藏的一件与之类似，而有盖，盖上立一小象。湖南湘潭出土的豕尊，整体比例关系与细部结构都相当准确，周身饰以夔纹、云雷纹、鳞甲纹。此外，牛、羊的形象在青铜器中多见，或作为立体的动物形器，或作为器物的立体装饰。流入日本的羊尊和双羊尊，都是既写实而又造型精美的代表性器物。

　　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尊，器形庄严华美，器腹四角为立体的羊首，羊身饰以繁简得体的华冠鸟纹，是立体动物造型与实用器物造型达到完美结合的成功作品。青铜容器中的觥，大多是集合鸟、兽、龙、蛇等动物形象于一体的，也有的是将器物的整体做成一种动物形象，而在器身饰以各种动物花纹。此类器物的代表性作品有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四足觥，湖南衡阳出土的牛尊器型也属于觥类。

　　鸟尊数量较多，大多为鸱□形，有的比较写实，有的则往往将兽类的局部特征综合入鸟的形象。代表性作品有妇好□尊，有冠，兽面，方喙，蛇翼，尾部又饰一展翅飞翔的鸱□浮雕，头顶后部有立体的夔龙追逐一只小鸟。流入美国等地的几件商代□尊，有的出土于安阳，形态近似妇好□尊而更写实一些。湖南长沙出土的鸱□卣，作双□背立形，有浅浮雕的耳、目、双翼（其盖为后配），手法简洁，另有一种单纯朴素的美感。

　　商代鸟兽形青铜器，反映出当时的艺术工匠已有相当强的造型能力，但限于器物制作的宗教、政治目的，没有做成独立的雕塑作品，而主要是以具有礼仪性质的工艺美术品出现的。

　　这些器物的造型与装饰，将飞禽、走兽与水族动物的一些特征结合为一体，企图赋予对象以超人间的神圣力量；而在整体的造型效果上，庄严、神秘，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美感，这是商代尊神重鬼的社会观念和严酷的阶级关系在造型艺术上的反映。

                                                      

 

　　中国西周的雕塑，继承商代传统，而风格倾向于写实，逐渐淘汰了商代艺术中神秘恐怖的气氛，出现现实的、理性的因素。

　　人物形象

　　青铜器中的人物形象雕塑作品，主要有刖刑奴隶守门鬲。已知的有两件，都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表现。一件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家1号窖穴。器作屋形，正面有门，左扇门外铸一守门的奴隶，裸身，头后有髻，刖去双足；另一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亦作屋形，左扇门外铸一裸体刖去左胫的男性守门奴隶。这两件作品直接表现了西周奴隶制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关系，同时，也提供了西周时期房屋的立体形象。青铜人物形象的雕塑作品还有河南洛阳北瑶出土的人形车辖，形象比较写实，头戴网状束发之物，有缨垂结于颏下，衣方领直裾，双手置腰间，屈膝而坐（见彩图人形车辖(西周)河南洛阳出土）。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车辕饰，雕一披长发裸上身的人屈四肢拥抱辕端的兽头，背上刺有对鹿花纹。此外，茹家庄还出土有手持铜箍的小铜人，有的头上有山字形高髻，底空，可以插嵌，为器物上的饰件。

　　其他质料的人物形象，比较重要的有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的玉人，头上梳双髻，上衣下裳，腰束宽带，腹前垂蔽膝。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两件玉人，其一裸体，两耳穿孔，双手置于腰际；另一件较小，戴高冠，身作锥形，如捆缚之状，均为献祭之奴隶形象。

　　陕西扶风西周宫室建筑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人头像，深目高鼻，戴有护耳翼的帽子，为中亚人形象。它表明在西周时期，中国已与中亚一带有交通往来与文化关系。另外山东莒县出土的青铜鼎形器上铸有一对男女裸体相对的形象。山东、陕西等地出土的青铜盘类器物，有的以裸人为器足，还铸出男女性器官，这类器物反映了古代对于两性关系的社会观念。

　　动物形象

　　西周动物形象的雕塑作品，继承商代风格而又有西周特色，如陕西、江苏等地出土的牺尊（或称牺觥）。其中造型最为繁缛的是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所出的青铜□中牺尊，器作立兽形，有双角，围绕兽的头、颈、背、臀部，装饰有立体的一虎、二龙、一鸟，兽身遍饰饕餮、夔龙等纹饰。器形的华丽在西周时期的作品中是罕见的，但过多的装饰，却使得造型的整体性有所欠缺。

　　多数作品则表现出明显的写实倾向，如辽宁喀左旗马厂沟出土的青铜鸭尊，为周初燕国铜器，口开于背，整体为写实的鸭形，身上也只有简单的浮雕与线刻纹饰。同时期鸟类形象的青铜器尚有大保鸟卣(今在日本)、守宫鸟尊(今在美国)，以及陕西宝鸡出土的三足鸟等，都比较写实。江苏丹徒西周墓出土的鸳鸯尊，造型洗练、秀美。南方出土的器物多以水鸟形象为装饰，表现了南方青铜器的地区性特色。

　　兽类雕塑形象有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驹尊，为贵族□参加周王举行的“执驹”之礼受赏后，出于为纪念目的而铸造的，作者相当准确地表现了马的全身比例和身体结构，显示出周代工匠艺术家的写实能力已有一定水平。属于此类出于纪念性目的而创造的写实动物形象的作品还有己侯貉子卣，在卣盖与颈部各饰一圈浮雕的鹿纹，鹿回首而卧，形象生动。西周兽形动物雕塑数量较多，比较重要的尚有：传为陕西宝鸡出土的一对虎尊（今在美国），长身垂尾，结合躯体部位，饰以不同的斑纹；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牛尊，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象尊、羊尊等。这些雕塑性质的青铜器，有的制作比较粗简，也不十分注重肖似，但纹饰都是几何形图案，没有过多的神秘气氛，在朴素的形式中别有一种生动的情态。西周的玉器中也有一些动物形作品，形象也很生动，但种类、数量、艺术水平均未超过商代。

　　羊尊(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

　　西周青铜器上的浮雕纹饰有新的创造。如天亡簋等器物上的卷体夔纹、颂壶上的蛟龙纹，宽厚流畅，单纯而又富于装饰性，和商代的直线为主的纹饰具有不同的审美效果。

　　 

    中国春秋战国的雕塑，继商、西周之后进一步繁荣发展。

　　特点

　　①人的形象大为丰富，数量增多，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前进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②雕塑材料的使用更加广泛。青铜、金、银、铅、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质材各尽其长，而且出现综合使用的趋向。各种材料的制造工艺也有新的发展，如青铜工艺分铸、焊接等技艺的发展，失蜡法的应用，错金银等镶嵌技艺的风行，使作品的制作竞求奇巧华美。因之，追求繁缛华美，成为这一时期主导的审美倾向，在青铜、玉和漆木的雕塑中尤为突出。此时期的雕塑尚未从工艺美术中脱出，所以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装饰性。③各种工艺品制造的中心不再集中于王室，各诸侯国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思想活跃，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促进了雕塑的发展和地区性艺术特点的形成。

　　人物雕塑

　　主要有偶人和作为器物装饰的人形支架、器座及小型佩饰等。偶人又称相人、像人，以青铜、陶、木等不同材料做成，其中主要是俑。春秋后期俑在各地普遍出现。陶俑主要有山东郎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所出的6组，女俑多作舞姿，脸部削成斜面，以黑彩勾出眼、眉，胸部丰满，衣裙曳地，施红、黄、黑、褐色条纹。男俑披巾，手中持物。由于烧制火候极低，大多已残毁。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早期墓葬出土陶俑中的舞俑群，造型简略而姿态生动。彩绘木俑多出于战国楚墓，有仆侍、庖厨、伎乐等不同的身份。湖南长沙406号楚墓所出30个木俑，男女有别，一般是雕刻出身体形状与五官后，先涂白粉，再以墨、朱两色绘出眉目胡髭及冠、带、襟、袖、裾等，手足和佩剑是分别制成后装配的。其他地方出土的楚木俑，有的雕出宽大的袍袖；有的头部雕出五官后，加丝质假发（或用真人头发），身着绢衣，但对于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则不很注意。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还出土过银俑，戴弁，着窄袖短袍，系带，缠行□。有人认为是胡人形象，其造型水平较高。另外，还有连同活动环境表现的俑群。如浙江绍兴坡塘战国墓所出青铜伎乐铜屋，有男女裸体6人持乐器在屋内演奏，铜屋顶上矗立柱，柱头铸一大鸟，推测可能与古越人的图腾信仰或宗教习俗有关（见绍兴战国墓铜乐俑）。

　　湖南长沙战国木俑

　　人形器座在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人或立或坐，手持套筒或箍形物，以连接承受器物的支架。作者在被限定的动态范围内，力求使人物得到生动的表现。如洛阳金村所出的几件青铜人形器座，就突破了一般常见的呆板姿态，表现出了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有的席地而坐，神情恭谨；有的屈一膝蹲坐，一手持套筒，一手上扬，动势豪放。其中一件侍女像，长辫，胡服，着靴，双手平持套筒，仰首，表现出在劳动过程中十分专注的表情。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战国早期铜牺立人擎盘，在周身饰满细密花纹的牺背上立一长发垂肩、着窄袖长袍、系带的女像。她双手捧一套筒，内承圆柱，柱端置镂孔的圆盘，为此类器座应用情况的实例。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6个钟□铜人是战国人物雕塑的代表作。铜人束带、佩剑、着彩绘的褶裙，用头与上举的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这类武士装束的铜人被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河南三门峡上村岭5号战国墓所出跽坐人漆绘灯，人物温静的面容也显示了艺术表现的新水平。

　　山西长治战国铜牺立人擎盘

　　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祭祀透雕铜扣饰等作品，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古滇国中，被捆缚、屠杀作牺牲的奴隶们的悲惨命运。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众多的圆雕、浮雕人物形象，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宗教、居处环境和乐舞、战争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春秋战国的玉器中也有很多人物形象。洛阳金村出土的人形玉佩饰，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表现了贵族社会中的妇女形象。

　　动物雕塑

　　春秋战国的动物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立鹤方壶，在壶盖上塑出扬首展翅的鹤，手法清新写实，完全摆脱了以往青铜器中神秘谲怪的气氛，被后世视为要求从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见彩图立鹤方壶(春秋)河南新郑出土）。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牺尊，通体作牛形而不十分写实，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华美的兽面等纹饰，并在牛颈和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饰以一圈造型很生动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开三穴以容锅，作为温酒器，其实用功能高于礼制的意义。它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审美观念的新变化。

　　战国青铜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涟水出土的卧鹿、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犀尊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量的动物在静止时的内涵力量。卧鹿据考应是青铜镜架，镜悬于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现了在静卧中仍然保持警觉的鹿的神态。虎噬鹿器座表现一头猛虎衔住小鹿向前奔驰，有力地表现了兽类在激烈搏斗中迸发出的冲击力量（见彩图虎噬鹿器座(战国)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与高超的表现技巧。错金银和镶嵌技艺的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犀尊以黑料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噬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错以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闪烁不定、富于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器物，如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情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云南滇墓出土青铜器中的动物题材，以牛为最主要，多装饰于器物顶部，造型坚实，虽不写环境，但表现出了对象活动于大自然中的天然野性。一些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也异常生动而富有力度。北方草原民族创作的动物题材的青铜扣饰，金银饰片上的动物纹浮雕，金、银的虎，青铜的驼、鹿等战国的雕塑作品形象生动，风格粗犷骠悍，表现出游牧民族对生活独特的审美感受。

　　云南战国猛虎噬牛铜枕

　　春秋战国禽鸟形象的青铜器也很注重不同鸟类神态特征的表现，例如流入美国的两件禽尊，颈部平伸，生动地表现出游禽类觅食时，颈项屈伸的动作。另一件子乍弄鸟尊，结构灵巧，花纹精美，头可转动，喙可启闭，有错金“子乍弄鸟”4字，显示了制作技艺的精工，但动态较板滞。

　　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精进和春秋后期失蜡法的应用，出现了河南淅川下寺的青铜禁、曾侯乙墓的尊、盘、建鼓座等异常复杂精巧的作品，这类作品以龙和蟠虺组成多层、穿插变化难以捉摸的装饰。但有时因过分炫耀技艺而流于繁琐、矫饰。

　　战国漆木雕塑

　　以楚墓所出最有代表性，除俑以外，还有镇墓兽、鸳鸯形盒、悬鼓的虎座凤鸟、座屏和鹿、虎（鹿）座飞鸟等器类。这些作品除了造型夸张，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之外，还髹以绚丽的漆色，一般是以红、黑两色为主，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在黑底色上绘以红、黄、蓝、绿、褐、金、银等色的图案。这些器物上常以真鹿角为饰，不但装置于鹿头，也装饰于镇墓兽的头上和飞鸟（凤）的背上，赋予作品以神秘、幻想的色彩。彩绘动物漆座屏以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所出的一件最为精工。屏内左右对称地雕刻了两组动物群，表现凤、鸾、鹿与群蛇的搏斗。整个屏风上共雕出51个动物，在长方形的屏风架内与器座上组合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

　　湖北江陵战国虎座飞鸟

　　最早的木根雕艺术作品，发现于江陵马山1号楚墓，以树根雕成木辟邪，虎首龙身，四肢作竹节之状。上边还浮雕出各种小动物形象，外髹红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

　　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

　　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

　　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

　　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

　　秦始皇陵兵马俑群

　　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见彩图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陕西临潼出土)。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所创造的以物质材料为媒介、占据一定立体或平面空间的艺术。中国美术大约产生在史前时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演化出建筑、雕塑、绘画、工艺造型等门类，还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美术的独特传统与体系。

　　建筑艺术中国建筑艺术在世界建筑史上是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特殊风格与体系的造型艺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三大特点：其一，注重审美性与政治伦理性的高度统一；其二，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展现；其三，在多样变化中注重综合性的整体空间意象。其形式特征主要表现为：①多以群体组合的形式构成丰富的空间序列，如以十字轴线展开的坛庙建筑；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的民居和宫殿建筑；以曲折轴线展开的园林建筑。不管哪种展开方式都形成抑扬顿挫，有前序、高潮、尾声的空间序列。②单体建筑造型有一定的规格程式，如殿、亭等形制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组成，同时各部分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到了清代，这种规格化已达极至。③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所形成的体量巨大的屋顶，与坡顶、正脊和翘起飞檐的柔美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最突出的形式特色。④室内空间处理灵活多变，常用板壁、槅扇、帐幔、屏风、博古架隔为大小不一、富有变化的空间，产生迂回、含蓄的空间意象。⑤注重建筑构件的色彩和装饰彩绘的表现性，并以此标示等级与功能的差异。中国建筑艺术按时间序列可分为秦汉、隋唐、明清、近现代四个阶段。①秦汉阶段。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如庭院形式、对称布局、木梁架结构、单体造型、大屋顶等已初步形成，不过因诸侯割据而南北各异。秦汉时已有雕刻和彩绘，布局舒展、整齐，具有明确的伦理、等级、秩序等内涵，表现出刚健、质朴的风格特色。②隋唐阶段。汉末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南北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人士大夫归隐山林的思想情趣和山水诗、山水画的出现，使南北朝时期的建筑艺术在传统的理性精神中加入了许多浪漫情调。至唐代终于形成了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盛唐风貌。宏伟、规整的都城，恢宏舒展的宫殿、坛庙，规模巨大、形制多样的寺塔、石窟，造型浑厚，装饰华丽，展示出博大伟美的风格特征。③明清阶段。经五代两宋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各地方文化，乃至蒙古、藏、阿拉伯文化的进一步交融，至清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走向最成熟的阶段。城市街巷规格方整，宫殿陵墓建筑定型化，但形制增多，手法多样。造园艺术空前繁荣。其总体风格是雍容、典丽、严谨、清晰。④近现代阶段。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西方文化的东渐、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人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变迁，20世纪的中国建筑产生了较大的变异。在传统的园林建筑中，增加了建筑的比重，空间更加曲折多变，装饰更加繁复细丽，且出现了大量中西合璧式的公共建筑，更加注重其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80年代以后城市整体布局更加开放，变革更加迅速，风格更加丰富多样。寻找时代风格与民族风格的有机结合将是中国现代建筑的重要课题。

  

 

　　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古代雕塑作品主要是陵墓雕塑、宗教雕塑和民俗雕塑。其发展高峰是秦汉至隋唐时期。20世纪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出现了大型纪念性雕塑和架上雕塑。中国原始雕塑主要以人和各种动物形象的陶塑为主，还有石、骨、玉材料的雕刻。人物形象大多是附加在实用器物上的装饰物，多以捏塑、贴塑、锥刺等手法制成，随意性很强，形象粗简、稚拙。但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头像和残片看，可知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们已有了木架支撑、层层敷泥等最初的雕塑方法。商周时期的雕塑作品以青铜器铸造为主。商代青铜礼器造型奇特，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西周以后，其风格趋于写实而富于理性。至春秋战国时期则变得繁丽、华美。商、周时期除礼器外，还有一些器物支架、底座等实用青铜器和石、骨、玉雕刻作品，或人物、或动物，皆造型巧妙，制做精细。另外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组青铜人像，形制巨大，形象夸张，与中原遗物有着明显差异，可窥见远古巴蜀文化的风貌。秦汉时期的雕塑空前繁盛，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秦始皇陵兵马俑雕塑群。其塑造方法是模塑与手塑相结合，塑好泥胎后，入窑烧制再加彩绘，以体量的巨大、数量的众多、形象的真实产生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汉代的厚葬风使动物俑和人物俑的雕塑作品众多，其造型古朴、神态夸张而强调动势。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动物石刻，手法简练概括，于浑厚中显示着雄强的力之美。随着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的主流，著名的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均开凿于这个时代。一般而言，北魏时期的造像在形式风格上受印度或西域式样的影响，庄严、浑朴，于静穆中显示着佛的伟力。南北朝的佛教雕刻融合汉族知识分子的审美时尚，形成了褒衣博带秀骨清象的新风貌。此外，南朝陵墓雕刻群也是这个时期重要的雕刻作品。最出色的是那些镇墓神兽，体量巨大，造型奇伟。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鼎盛期，其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雕塑上，如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其雕刻手法流畅而娴熟，创造了完全民族化的造型风格，不仅体现着唐帝国博大、雄强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唐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雕刻技艺。唐代宗教雕塑的另一特点是形象的现实化与个性化。那些佛国的人物都被赋予了世人的性格和神貌。以顺陵石狮、昭陵六骏为代表的陵墓雕刻，单纯而注重动势，体现出雄视一切的恢宏气度。此外，最能代表唐俑艺术水平的是那些真实生动的三彩俑。世俗题材的增多和写实风格的发展是宋、辽、金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特点，四川大足石窟、山西晋祠、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直保圣寺彩塑，都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世人情态，有很强的写实性。辽代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造像体态优美，神情含蓄，衣饰华美，大有唐塑遗风。此外小型泥塑，在写实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以后，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上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雕塑家和纪念性的写实雕塑作品。80年代以后，雕塑艺术向着多样化发展，环境雕塑和小型架上雕塑并驾齐驱，并且在艺术观念、创作手法和材质的探索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绘画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在绘画观念及表现方法上自成体系，中国美术独具民族特色。传统的中国绘画，主要使用柔软的毛笔、水墨，以黑白线条和装饰性色彩描绘形象，与注重再现客观事物外在形式的西方传统绘画相比，更注重主观情感的表达和意境的创造。20世纪以后，中国绘画从西方获得了许多借鉴，有了更加多样化的发展。中国绘画的缘起可追溯到大约1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那些刻在岩壁和兽骨上的花纹，描绘在陶器上的纹样，画在地面和墙壁上的人和动物形状等，虽然粗犷、稚拙，但已具备了在平面空间展示形象的基本性能，可视为中国最早的绘画艺术。据记载，周代已有历史人物的画像，春秋时期已有大型壁画。从出土的青铜器纹饰、漆器彩绘和楚墓帛画可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以线造型的特色已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已十分发达，既有壁画又有肖像画，既有历史画又有神怪画，题材多样，种类不一。从汉墓出土的大量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画等可睹当时绘画艺术之风貌。其壁画造型生动洗练，用笔质朴简率，在单纯、稚拙的形式中表现出运动、力量和速度感。其画像砖多为各种生活场面，造型夸张简括，注重整体动势的描绘。其帛画多富有浪漫性，如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制作精细，造型准确，用线流畅而有变化，以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着色，至今鲜丽不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空前兴盛。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数量最多也最精彩。卷轴画和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士人画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理性阶段。人物画趋于成熟，准确的人体比例、优美的线描和深入的表情刻画取代了汉代绘画天真、稚拙、以动态传情的特色。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最早的山水画，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独立画论。隋唐绘画仍以宗教题材为大宗。佛教的盛行不仅为画家们提供了施展创造才能的物质条件和观赏群，还能确立画家的社会地位，因之许多著名画家都从事寺庙壁画创作，大大提高了它们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表现世人生活的人物画高度繁荣，将人物画从南北朝的“迹简意淡而雅正”推向了“细密精致而臻丽”的境界。山水画迅速发展，花鸟、鬼神、牛马、屋宇等开始独立成科，一时名家辈出，使唐代绘画五彩纷呈，绚丽多姿。五代两宋时期的绘画艺术进一步成熟和完备，登上中国古代绘画的顶峰。寺观壁画逐渐衰落，世俗生活和山水、花鸟成为画家们更加喜欢的题材。绘画的教化功能被逐渐减弱，审美、寄情和娱悦功能则被空前看重。文人画家的涌现，使绘画向诗歌汲取营养，更加注重诗情意境的表现。在材料工具和技巧上也更趋考究、精妙。水墨画空前成熟，重彩画更加工整细丽。总体看宋代绘画更趋精致、多样化，并富于人情味和抒情性，绘画功能的转变也使其创作与欣赏的结构发生着雅俗分流的变化。元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境遇和文人画思潮的扩大，使绘画产生了时代性的转折与变异。元画以卷轴为主，且多用纸。纸能充分发挥渴笔的功能，遂使笔法空前丰富，与宋画相比更能表现物象的多种质感和艺术家细腻的感受。宋人崇尚以诗入画，强调空间与情趣的变化，元人崇尚以书入画，更强调笔墨情趣的形式感，从绘画自身看，元画向着完满性跨越了一大步。明清两代山水花鸟画更成大宗，宗教画、人物画愈加衰落。明代山水画坛画派林立，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风格。明中叶以后，形成一股雅俗合流的势力。著名画家涉足文学插图、年画、稿本的创作，给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生机。清初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出现了“四画僧”、“四王”、“金陵八家”等一大批杰出画家，突起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乾隆年间“扬州画派”和清末“海上画派”的出现，使摹古之风甚盛的清代中、晚期画坛又放异彩，雅俗合一之势更加明显。辛亥革命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的绘画在观念与价值取向上都面临着多种选择的可能。但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把绘画创作与现实功利紧密结合的大趋势成为主要流向，写实主义绘画渐居首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徐悲鸿画派与前苏联绘画体系相结合为根基，为政治和为人民服务的绘画大发展。80年代以后，中国绘画更向着多层次、多态式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以毛笔书写汉字，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造型式样。它讲求用笔的疾徐、顿挫、顺逆、刚柔，墨色的浓淡、干湿创造美的章法及结构形式，借以表达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品格情操。中国书法在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篆、隶、真、草、行等主要字体形式。篆书是商、周、战国时代通行的字体，大都刻在甲骨、青铜器或简牍、帛、石、陶上。至秦代小篆成为全国推行使用的统一字体。其结体圆长、笔画匀称，藏头护尾，圆润优美。隶书盛行于汉代，字体宽扁，左右舒展，横画如蚕头燕尾具有浓厚的装饰意趣。真书经南北朝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其字形方正、笔画结构严整。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留下的不同风格的楷书作品，给后人以深刻影响。草书经章草、小草发展为狂草，笔线连绵不断，大起大落如风驰电掣。此书法也盛行于唐代，以张旭和怀素最为著名。行书介乎草书与楷书之间，书写简易、流畅，形成于汉，成熟于两晋。历代书法家都以行书字体创造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中国篆刻是以书法字体结合镌刻制作印章的一种艺术。它于方寸之中、红白之间创造各种美的结构和形式。因其字体多为篆书所以称篆刻。篆刻艺术是由作为权力和凭证的古玺印发展而来的。明中叶以后发展成独立的艺术式样，并形成了各种风格流派，如明代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派和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清代以程邃厚重、凝炼风格为代表的皖派，以丁敬、邓石如开创、黄易等西泠八家发扬光大的浙派。清末吴昌硕将古印、陶文、石鼓文等熔于刀法之中，以苍劲古朴之风被尊为吴派。

 

    工艺美术

 

　　中国工艺美术门类众多，按功能可分为实用工艺美术和陈设工艺美术；按生产方式可分为手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按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层次可分为民间工艺美术、宫廷工艺美术和文人工艺美术。按材质和制作工艺可把传统工艺美术归结为雕刻工艺、织绣工艺、编织工艺、金属工艺、陶瓷工艺、漆器工艺六大类别。现代工艺则以产品对象分为室内环境设计、染织设计、日用工业品造型设计、日用陶瓷设计、商业美术设计和书籍装饰设计等。原始人制造的第一件劳动工具可视为中国工艺美术的远源。从单纯工具发展为新石器时代的石、玉、骨、牙雕刻和缝纫、编织、制陶等工艺，已明显地表现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了。最有代表性的是形制多样、纹饰斑斓的陶器。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浑厚、奇丽的青铜礼器和精美的玉器是造型艺术的代表。至汉代青铜造型仍占重要地位，漆器、丝织、釉陶等制作技艺也已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在青瓷烧制、织锦技术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风格趋于华丽。唐代的织锦、陶瓷、金银器、漆器等工艺获得全面发展，其制作水平和生产规模都是空前的。富丽华贵、舒展丰满是唐代工艺造型的风格特征。宋元两代制瓷工艺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以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的产品最具特色。优雅的造型，晶莹的釉色，精湛的制胎、烧窑技艺，享誉全世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促使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阶段，各工艺门类都有了全面发展，其总体风格简约、劲健而端庄。清代工艺美术在品种、形式、手法、技艺等各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集大成时期。与时代和上层人士的审美趣味相谐，其风格日趋雕琢、精致、繁缛。20世纪以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工艺美术逐渐衰落，具有清新、明快、简洁风格的现代工艺迅速崛起。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工艺美术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现代社会文化及人们丰富多变的审美心态息息相关，在品类的繁多、风格的多变、技艺的精良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一方面构建着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影响和更新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